[余情杂感]一个四十岁男人的回忆(转载）

九十年代初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一个大型国营轮胎企业。
　　那时候的大学生已经不包分配，一般是个人自己找接收单位。好在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在那时候很拽，大家都奔着政府机关或银行这些地位高收入高的地方去，普通企业即使需要也很少能招到应届生。
　　我本来按父母安排准备去银行，在参加例行公事的考试时，我发现跟我竞争这个工作的，竟是我关系最好的同学。我对这兄弟太了解了，以他临毕业还在为学位证补考的水准跟经常辅导老师上机的我竞争，不是没有机会，而是完全没有机会。
　　当然，最终是他如了愿，因为那天考试我几乎是交了白卷。这事到今天我这个死党以及我父母都不知道。
　　最后我禁不起系主任的忽悠，置同学们奔赴机关的热潮于不顾，毅然决然去了这个工厂。随后被厂里以电脑也用电为由，分配去车间做了一个电工。
　　在跟行车、空开、电磁阀相伴大半年之后，我终于痛苦地承认自己以先进技术改造落后工厂的宏志大愿是在*了脑袋的情况下的狂乱想法。除了偶尔跟师弟师妹们（都是一起分配来的大学生）谈笑能缓解一下，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忍无可忍。
　　如果你想坚持，障碍和麻烦总是如影随形，而如果你想放弃，老天从来不吝提供充足的借口。
　　那天我没赶上厂里的交通车迟到了，一向看我不顺眼的车间主任大声对我说：“以后再迟到就不要来了，我打你旷工！”霎时间我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当着全车间的人我以更大的声音对车间主任吼到：“你现在就可以打旷工，*不干了！”
　　我当了两百八十三天国家职工，然后摇身一变成了无业游民。
　　揣着怀才不遇的怒火，我决心要做给厂里那些人看，我要赚取巨大的财富然后去收购那个工厂，把跟我过不去的人都开了，让他们后悔不已，然后来求我给口饭吃。
　　一边在心里意淫，一边着手开始干。我跟父母借了五千块钱，找了两个死党一共凑了一万块钱，我去注册了一个计算机经营部，经理是我，员工也是我，钱少，注册不了公司。
　　在一台COMPAQ电脑进价二万八千的情况下，我的一万块在交了房租、买了办公用品后剩下的钱大约只够买一个硬盘了—如果他们肯拆开卖的话。
　　做不了大生意，就从小生意做起，我不是怕吃苦的人。然而在其后的半年时间里，经营部除了偶尔一点磁盘生意以外，最大的单子就是同学介绍的给某单位油印资料，很快我发现靠这样一身油一身汗地干，发财致富固然是空中楼阁，连交房租都大成问题。
　　看清形势后，趁着还剩两三千块钱，在一个风高月黑的晚上，我找了几个人把所有办公用品搬了出去，很不厚道地欠着房东五百块房租落荒而逃，结束了我的第一次老板生涯。
　　几年以后，当我几经周折找到房东，把五千块钱放在她手里的时候，老太太数了五百块钱出来，把其余的塞回我手里，然后带着嘲弄的笑容对我说：那天晚上你搬家的时候，我正好起来上厕所。。。。。。

我决定去深圳，从打工做起。
　　九十年代初期，深圳特区处于高热状态，我很快就发现，深圳最热的地方，不是国贸大厦、不是罗湖口岸，而是人才市场。
　　在人头攒动的求职大军中，原来的自负一点点被蒸发，剩下的除了焦急，就是惶惑。
　　五块钱一张表、十块钱一个盒饭，带来的一千多块钱就像沙漠里小小的池塘，看着看着就要干涸了。幸好住宿不要钱，我住在大学同学李向东的宿舍里。虽然睡沙发、虽然对李向东显失热情的接待颇有不满，但跟其他人还得月付两百到五百不等的租金相比，我勉强忍了下来。
　　然而李向东显然没有意识到我的忍耐，有天晚上他绕山绕水说了半天，我才明白，他的意思是说，我在客厅睡了二十多天，他女朋友不方便来很有怨气。
　　相比而言，找女朋友远比找工作难，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事实上，即使我去睡马路边，跟他有什么关系？他并无义务为保证我食宿无忧而冷落女友。
　　想清楚这一层，我对他说，以一个月为期，到时间无论是否找到工作我都会走。
　　接下来的几天奔波依然是徒劳无功，钱袋却日渐羞涩。免费的住宿要取消了，而每天保证两个盒饭的二十块钱是必须的，我必须请求李向东的资金支持了。这时候我才发现，世间最难的事，莫过于借钱。
　　我说过，作为沉在水底的烂船，我还不算特倒霉的那一种。就在我犹豫再三、斟酌再四怎么跟李向东开口的时候，郭子建在电话那边出现了。
　 人类几千年勘不透偶然与必然的关系，所以只好归为一个字：命。很多看似必然的东西，在一切成了定局之后，我们才发现，这个结果竟然是由一系列的偶然所导致。人类的疑神疑鬼就是这样产生的。
　 历史这艘巨舰常常因为那些被称为“偶然”的礁石而改变航向，后人则在遍查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各种典籍后，洋洋洒洒地开列出一个长长的叫“必然”的清单来证明历史从来都只有一个航向。这是何等可笑的傲慢与偏执！
　　或者可以这么比喻，一块石头从山头被推下来，它滚落到山脚是一种必然，但滚落到山脚哪个地方以及滚落的路径则取决于沿途的偶然。
　　郭子建这个电话就来得极其偶然。昨天在跟他的女朋友我的师妹刘颖通电话的时候得知我在深圳的。也许是厚道的性格使然、也许是身处异乡的孤独使然，他追着让刘颖打听我在深圳的联系电话，并在拿到电话号码后立即打给了我。
　　电话里郭子建热情地邀请我去他所在的地方，那是一个叫安平的小镇，紧邻深圳，不过一小时的车程。
　　以我当时的状况，当务之急是找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之后才顾及得上做呼朋唤友这种事，但是在深圳将近一个月的逗留期间，我已经意识到这是一项艰巨而且耗时的战斗，斗志和自信心都遭受了严重打击，而日见干瘪的口袋则让我陷入了退无可退的境地。
　　应该承认，我答应去找郭子建，会朋友的动机在我的思想回路中所占的比例实在不高。我更明确的想法是，也许跟郭子建借钱比跟李向东借来得容易也好开口一些。
　　郭子建这个邀请，不仅彻底改变了我打工之旅的路径，同时还改变了好几个人的生活，也给他本人赢得了一个转机。这一切，在我坐上前往安平镇的中巴车时完全料想不到的。十二年以后，在听说郭子建的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时，我当即让出纳取出五十万现金并亲自交到他手上。这戏剧化的一幕，郭子建根本想不到竟然起因于他当初的一个电话。
　　如果一切后果都可以被预计，人生未免太过无味。而往往是那些最没有功利心的善行，会结出让人惊喜交加的果实。
　　

然而现在我没有办法去做记忆碎块的拼接这项必须心静如水才能做的工作，因为我的对面坐着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她双肘撑在桌面上，用手掌托着头，正用一双美丽的大眼睛深深地看着我。
　　比眼神更深的，是她胸前的那条沟。
　　子霖，什么时候你开始习惯了我的冷淡甚至无视？就像你现在坐在我的对面，不用我体贴地招呼、甚至不需要我抬头看你。
　　我现在是在自己的咖啡馆里，这个咖啡馆并不是我的经济来源，相反倒是我的资助对象，因为它经常赔本，一方面因为我对咖啡豆品质的要求到了不计成本的地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不喜欢吵闹，说话大声的客人都让我指使服务员得罪光了。我做它，泰半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每天能安静地喝杯像样的咖啡，我喝不惯普通咖啡馆里那种像被水稀释过的咖啡，而来光顾的客人，我猜多半也有跟我相似的癖好。而喜欢安静并且懂得咖啡的中国人，实在寥寥。所以我的咖啡馆生意也是寥寥。
　　每天我都会来坐上两三个小时，让吧师冲一杯咖啡来喝。品出这杯咖啡用的什么豆，是我的乐趣之一，同时也是对吧师的考核----如果我喝不出来，吧师就需要反省了。
　　陪伴我的是一台小巧的笔记本、一盒香烟、一个火机、一杯咖啡，和一个等我收兵的叫徐子霖的漂亮女人。
　　徐子霖在等我喝完咖啡后去浴城。冲洗一下，要个一张大床的包房，再各自叫一个按摩师，按摩完了，按摩师们会知趣地锁门走人，由着我们在包房里胡天胡帝。
　　徐子霖曲线玲珑的身材、光洁如玉的皮肤是我的最爱，而我更爱的是她ML时全身心的投入和令男人血脉贲张的呻吟。
　　死党阿伟有段高论令我高山仰止，他说，年轻的时候第一眼看女人的脸蛋，第二眼看胸部；三十岁后第一眼看女人的腰，第二眼看女人的PG；四十岁后第一眼就能看出女人裸体的全貌，第二眼就能想象出她在床上的表现。
　　我在写这些充满邪恶的文字时，并不担心对面的美女探过头来看。子霖没有普通女人那种好奇心，她温柔、安静，从不违逆我的任何意图，甚至ML她也并不以高潮为第一目的，她的第一目的是让我快乐。而她认为我最大的快乐来自她在我身下婉转承欢。
　　我喜欢子霖，但并不爱她。
　　爱和喜欢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码事，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却完全是两回事。对我来说，喜欢是功利的爱，而爱则是不功利的喜欢。
　　为了不让子霖久等，我要稍微提前一点收工。尽管我不以ML为最爱，但作为一个男人，让女人快乐毕竟是自己的责任，何况，承担这个责任本身的确很快乐。

依然是老套路，洗澡、ML、散伙。激情迅速迸发又消退，然后，百无聊赖。我的精力一向过剩，运动完之后毫无疲惫感，一面轻抚着恹恹欲睡的徐子霖绸缎一样的肌肤，一面神游天外。
　　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把喜欢的女人捧在手里、供在心上，我毫无觉察。偶尔送点小礼物、ML的时候坚持到对方高潮以及事后的夸赞和抚慰，已经变成了心不在焉却能极大满足女性的例行公事。这样的举重若轻在十六年前的我看来，绝对是一种无耻和疯狂。
　　算一算，我正是在十六年前认识依思和阿仪的。
　　郭子建一个电话把我招到安平的当天，就拉了他几个朋友一起吃晚饭。按我认识的顺序分别是：
　　依思，广告公司主管，身材丰满皮肤微黑的美女，福建人；韩爱国，建筑项目经理，大嗓门豪爽男人，湖北人；娜娜，韩爱国的女朋友，身份后面再说，身材一流，相貌平平；阿仪，年龄身份籍贯不详，有一点可以肯定，她和依思关系很好；还有一点可以肯定，她比依思更漂亮。
　　酒是人类很怪异的一种发明，既不能充饥又鲜有营养，却成了不同地域不同人种的共同爱好。无酒不成席，似乎并不限于中国人，或以之佐餐或以之助兴，这种人造液体自有妙用。然而我坚持认为爱酒的人只是喜欢喝高之后那种程度不同的飘忽失控感，其效用与K粉甚至海洛因并无多大不同，区别仅仅是前者不易成瘾而已。而我极其讨厌无法自控的状态，推而广之，对不会控制自己行为和情绪的人多少有些不良看法。
　　依思倒不属于我讨厌的范畴，虽然很能闹，但可能因为年龄小，给人的感觉不仅不令人生厌，反倒显得可爱，这可以从桌上其他四个人的反应就能看出来，尤其是两个男人，完全的把她当小妹妹一样逗乐。
　　这顿饭一直吃到晚上九点半，桌旁已经堆了二十多个啤酒瓶，在娜娜的劝说下才告收场。依思显然还没有尽兴，嚷嚷着还要玩，郭子建提议去唱歌，立即得到了众人拥护。

现在的人，尤其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很难体会当年卡拉OK厅里的那种乐趣了。时下去唱歌无非两种情形，一是邀朋结伴唱歌喝酒，二是宴请之余飙歌泡小姐。无论哪种，都是在包房里进行的，而在卡拉OK刚流行的九十年代初，是所有人都在一个大厅里按点歌顺序登台演唱，唱得好的人，会得到一片掌声，很能找到明星的感觉。
　　唱歌是我的长项。还在大学的时候，作为系里分管文体的学生会副主席，每周定期的舞会是由我组织的，除了用系里那个四喇叭录音机播放外，我不时还得为跳舞的人们伴唱，歌声甚至为一向被女生们鄙视为老古董的我挣来些许好感。
　　卡拉OK厅里早已人满为患，还好依思有个在这里做主管的朋友，在边上临时给我们加了个座，一行人才安顿下来。
　　刚坐下，依思迫不及待地填了单找她的主管朋友加塞，没一会就得到了登台表演的机会。
　　唱卡拉OK的人分为三类，一类称为技巧派，这类人唱歌水平比较高，他们有强烈的表现欲，特别享受别人的掌声，但目的也仅限于此；第二类是深情派，他们唱歌的水平一般，但以歌传情，非常投入，一曲歌罢，往往歌不醉人人自醉；第三类是发泄派，这类人往往五音不全却嗓门奇大，他们唱歌的目的只在于宣泄自己的激情，对虐待别人耳朵这一事实则视而不见。
　　.依思看来是属于第一类，唱功不错加上又是美女，一曲陈慧娴的《红茶馆》唱罢，场内甚至有男生吹起了口哨。依思在掌声中得意洋洋地走下台来，我甚至担心小丫头会不会因为头抬得过高而脚下拌蒜摔跟头。
　　走回我们的座位，韩爱国赶紧递上一杯啤酒，赞扬声中几个人又是一阵痛饮。
　　他们对酒精的耐力和胃容量之大，令我和阿仪的艳羡之情溢于言表，两个人各自端着一杯饮料相视而笑，虽然没有太多的交流，但同为极少数派的处境，让我们颇有同病相怜的感觉。
　　郭子建放下啤酒杯就点了我的将，在老家的时候我们偶尔也去卡拉OK，他对我自然了解。依思听说我也唱得好，马上不依不饶地要我填单。我知道依思的热情里不仅有友爱和爽直，多少也有一点比拼的意味，是完全没有恶意的好奇。
　　我没有马上填单，只是告诉依思等一下我想想唱哪首。事实上，我今晚唱歌的心情实在欠奉，如果可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在这嘈杂的场子里找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躲起来。
　　我怀疑有这个想法的人其实不止我一个，阿仪虽然一直保持着微笑，但从她不时失去焦距的眼神上看，她的灵魂是否还驻扎在美妙的身体里，需要打一个相当大的问号。

那天晚上，我只唱了一首歌，是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收获了一大片掌声和一点惊异，因为我不会说粤语却能用标准的粤语唱歌，郭子建见惯不怪，依思他们几个大吃一惊。其实这不奇怪，在异国或者异乡语言的应用中，唱歌从来都是最标准的，没见过老外唱中国歌?唱的时候字正腔圆，一说话就结结巴巴怪里怪气。
　　人与人之间的好感或者恶感通常是在长时间相处之后形成的，但偶尔也会因为一个不经意的举动或者一件小小不然的事情骤然催生。
　　阿仪和依思后来都跟我说起这个晚上，形象平庸如我，用这首歌给自己披了件虽然不华丽却也很体面的外衣。现在我当然知道，吸引她们注意力的不过就是我唱歌时候的投入---我唱歌一向是很投入的。
　　男人通常给女人粗率笨拙的感觉，如果偶尔表现出与这个评价不相符的东西，比如天真、细腻、软弱，对女人反倒有致命的吸引力。
　　说起吸引力，以男人的好色本性，在正常情况下这两个美女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左右我眼球的转动。依思的可爱与丰满和阿仪的雅致与窈窕，男人若毫不动心，要么眼睛有问题，要么心理有问题。
　　我没有动心、我的眼睛很健康，所以，我的心理有问题。我心理的问题不在于性取向，在于我正处于失业和断粮交相辉映的状态。
　　女人们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其实男人不是因为有钱才变坏，而是本来就很坏。做坏事也是有成本的，没有钱，能坏到哪里去？
　　我原本的打算是跟郭子建借笔钱就回深圳继续找工作，踌躇两天始终开不了口。脸皮和肚皮吵得如火如荼的时候，郭子建兴高采烈地跑回来，进门第一句话就问：愿不愿意在这里工作？我嘴上慢悠悠地问他怎么回事，心里想的是这当口上难道我还可以选择吗？

好像是我亲历一样,那样真切,好文采.喜欢看.

不是我本人的经历，但是让我感触良深，所以转载一下。希望有一天我说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

十年代初期，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极其狭窄，独立注册都说件很难都事。通行都做法是找一家国营企业当干爹，在它下面注册自己的公司，是为“挂靠”。这不仅是工商注册都需要，更是赢得客户认可的需要。
　　安平电脑公司就是这种现实状况下的产物，它的干爹是镇工业总公司。郭子建办事时路过，偶然看到他们的招聘广告，于是赶回来劝说我去应聘。
　　虽然紧邻深圳，但小镇上要招一个程序员，与一个程序员在深圳找工作的难度相去不远，这就不难理解三个老板对我登门应聘表现出来的异常热情了。
　　司刚接下镇上一个四星酒店的计算机管理系统，这也是急于招聘程序员的原因。三老板刘宝人如名字一样朴实，他把最复杂的前台收银部分交给我并寄予厚望，因为公司还没有一个正宗软件专业出身的人才。
　　与他的厚望不太配合的是我肚子里的叫苦声。软件专业出身不假，但之前我只用过foxbase，而这套软件要求用foxpro来写。这两种数据库语言，看起来是几个字母的差别，其实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东西。
　　当然，我肚子里是一叠连声的叫苦，脸上却是一副成竹在胸的表情。一方面我要求一个星期以后报到，装得跟重任在肩似的，这给我赢得一些磨枪的时间；二来我对自己的基础和学习能力还是有自信的。
　　回来见到郭子建，汇报了应聘的情况，然后跟他借了五百块钱直奔深圳，我得赶紧买来资料开始学习，一个星期以后，我必须以专家的身份出现在电脑公司。
　　

我的确是以专家的形象走进公司的，这从公司的一、二、三、四号人物在我入职的第一天就分别召见我这件事情上看出端倪来。我说的这个四号人物按现在的流行语叫“疑似”，因为他来自总公司派驻，是电脑公司的会计。这个被称为黄生的会计是本地人，如果不是一口四环素牙破坏形象，他完全可以称得上英俊小生，或者广东话说的“靓仔”。
　　我在这个疑似靓仔身上费点笔墨，是因为后面很多事情会涉及到他，需要稍作交代。
　　公司四个高层分别召见我，除了甚多嘉勉，一直围绕专家对公司就要有专家级的贡献这个主题展开论述，在并未按专家的待遇支付给我报酬这个事实却惊人一致地选择了忽略。随后我就明白了老板们的用心良苦。
　　三老板刘宝亲自给我安排了工作：一个月完成前台收银部分的代码编制和调试。后来据说当时三个老板在这个工作安排上还是有一些分歧的，三老板也是写程序的，说这个工作量相当大，一个月很难完成，但搞硬件出身的二老板高自强和大老板何光一致认为工作量太小是对专业人士的侮辱。三老板当然拧不过一、二号首长，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我不是初出茅庐的菜鸟，当然想象得出这部分代码的工作量有多大，然而事实证明我仍然高估了自己的想象力。原来前台收银并不是一个单独的模块，而是牵涉到客房、酒吧、歌厅甚至洗衣等部门，总之就是但凡有收费项目的部门都跟我有关。这意味着我必须先花大量的时间去了解酒店的经营和管理，并且衔接好其他模块之后才能写自己这部分。
　　这时候我有三个选择：
　　一、硬着头皮干；
　　二、提出抗议要求减量或者延时；
　　三、溜之大吉。
　　无论做什么事，总是只有少数人成功，多数人失败，我相信这绝不是上帝掷骰子的结果，因为在面对困难、危险、不公平的时候，只有少数人能扛过去。
　　年轻的我也许并不一定懂得这个道理，但我的选择是一，或许我当时只能这样选择也未可知。
　　

接下来是炼狱般的一个月。
　　下午下班后公司通常是由打字员秦玲玲锁门，而我不加班加点就想完成这个工作，几近于痴人说梦。我是新来的员工，自然不能把公司的大门钥匙给我，于是我跟秦玲玲商量好，每天下班我吃完饭再买点面包之类就回公司干活，她再从外面把门锁上。
　　这一个月的时间对我一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让我在公司立住了足，而且让我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只要足够努力，看似不可能的目标多数总能达到，放弃则只能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我甚至怀疑这么多年来凌晨三点以后才睡觉的习惯就是那时候养成的。
　　在我把自己锁在公司的这段时间里，郭子建经常来看我，站在门外聊一会儿。依思则几乎每天报到，拿一叠报纸垫着坐在地上跟我天南海北地说半小时一小时的话，多数时候则痛骂我老板们的黑心肠。阿仪偶尔也跟依思一起来，仍然不太说话，每次都会带点饮料什么的，然后微笑着听我和依思瞎侃。每当依思骂我老板的时候，阿仪就拿同情的眼光看看我，微微点头表示同仇敌忾。
　　这几个好朋友探监式的陪伴让我消除了很多必然产生的负面情绪，我曾经暗自发誓将来要回报他们。然而人生的不公平就在于，我们每每伤害的恰好是那些需要感激的人。郭子建还好，两个女孩子最后都成了我的受害者。按下不表。
　　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在期限最后一天的凌晨四点二十分我完成了全部的代码编制和模块调试。
　　在调试通过的那一刻，我整个人像虚脱了一样倒在沙发上，身心俱疲的同时我清醒地认识到，我在这个公司站住脚了。

咖啡馆空无一客，连服务员都到楼下看电视去了，只留了个代表看着店面。坐在静静的角落里，悠然而踏实。大概是老板来了的消息传了下去，跑上来两个服务员和一个见习吧师。其实我并不介意她们继续看电视，没有客人，何苦为难自己的员工？但这种事情，我可以装傻却不可以说出来，规矩不能由我自己来破坏。
　　见习吧师是一个活泼的小姑娘，按惯例给我端来一杯加冰的矿泉水和我自己的烟缸，放下之后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给您冲咖啡？我说好，小姑娘顿了一下又说：曼特宁行吗？我觉得最近这个豆不错。我笑：是吗？那就试试看。
　　小姑娘的水平还不足以冲一杯好咖啡甚至还不能准确判断咖啡的好坏，这我很清楚，但我欣赏她这种自信以及主动。
　　性格决定命运，气度影响格局，这话即便不是真理本身，也可以算得是真理的亲戚了。“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的状态，该说话的时候不说话，该表现的时候不表现，没有理由你会获得更多。年轻的时候不积极争取，年长的时候却过分执着，两者都害人不浅。
　　咖啡上来了，老实说，的确不怎么样。作为一种香型咖啡，这杯曼特宁略有不足，倒是苦味偏重，明显是冲泡的水温过高。然而在小姑娘主动推荐的时候我已经决定，无论冲得好不好我都要夸奖她几句，积极的错误总是比被动的正确来得更有价值。
　　窗外的鞭炮声此起彼伏，这个城市自解禁以后，过年的气氛明显浓烈的多。然而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除了偶尔被欢天喜地的孩子们感染一下，恐怕很难找到小时候过年的乐趣了吧。没有客户需要应酬、没有麻烦需要处理，竟然有一种被世界遗忘的怅然。
　　这是中国人独享的节日，楼下隐约传来春晚节奏欢快的乐声和热烈掌声。很多年以前春晚就不再吸引我，那种刻意营造的欢乐祥和，让我忍不住地要起鸡皮疙瘩。在这个欢乐的世界之外另有一个世界，那里的人们愁眉紧锁、叹息连连，在我们吃腻了生猛海鲜的时候，他们仍然三餐不继；在我们戴上了卡地亚的时候，他们仍然衣不蔽体。
　　当权者变本加厉攫取权力、富有者挖空心思掠夺财富，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让人看不懂。
　　从私有社会出现以来，这世界就不再公平，对此我唯有叹息，我能做的，只有祝福。祝福那些在生存底线上挣扎的人们，终可以衣食无忧；祝福那些渴望从苦难中解脱出来的人们，终得所愿。

完成到安平电脑公司第一项任务的这一天我记忆非常深刻，因为我从来没这么玩命地干过活。然而这熬更守夜一个月的辛苦，跟后面的经历相比，最多也只算得上是注射青霉素之前的皮试而已。
　 让我记忆最深刻的还不是完工日期，而是二老板的态度。凌晨收工自然回不了宿舍，于是我以到深圳以来最轻松的心情倒在沙发上睡下了。我不记得是梦见了钞票飞舞还是蚊子飞舞，总之在梦还没做完的时候被人摇醒了。睁开眼看到的是二老板高自强拧得出水的一张马脸。我赶紧解释昨晚加班回不了宿舍。高老板颜色不改地说，要睡回去睡，这里是公司。说完扭头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撇下我坐在沙发上发愣。
　　加班加点就干出这么个待遇，要说我没有情绪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是我的犟驴脾气在那一瞬间爆发，我肯定会像曾经对车间主任那样冲着高自强大吼一声：*不干了！
　　这句话几次都快要破口而出，又被我生生咽了回去。在愤怒和委屈交织的情绪里，只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一定要干出个样来，不能让这种破老板骑在脖子上。
　　我的员工应该感谢高自强，因为我相信他们很难遇上像我这么好的老板了。我给他们发行业里最高的工资（在我了解的范围内）、我教他们做人做事、我帮他们创业，我带他们读书，甚至，我教他们说普通话。而我也应该感谢高自强，他让我明白该怎样做老板，因此我也收获了一帮好下属，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会维护公司的名誉和利益，他们为公司尽最大的努力和忠诚，八年来，我没有炒过一个员工，而他们只会因为三个原因辞职：一是自觉能力跟不上了，二是犯错误给公司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三是想自己独立发展。
　　这一切，源自于在安平电脑公司看老板们怎么对待员工之后，我想明白了一个问题：究竟是员工养活了老板还是老板养活了员工。大多数老板对此一定会嗤之以鼻：老板有钱，怎么可能需要员工养活？而我的答案既非前者也非后者。我认为老板出资金出胆魄出社会资源，员工出力气出时间出才智，一个公司就是二者的经济合作体，既然是合作，任何一方处于强势地位都会导致合作的破裂。
　　出于这个立场，虽然我不过是一个上厕所都能碰到的小老板，我真切地希望所有老板都相信这个道理，善待自己的员工

与高自强态度截然相反的是三老板刘宝，他对我的这部分代码评价极高，当着全公司的人大夸不愧是专业出身，代码简洁高效。这让我的愤怒逐渐平息下来。随后刘宝把何光高自强拉到他的办公室里低估一阵，出来后宣布我三个月的试用期结束直接转正，月薪1000。
　　一千块的月薪，放现在恐怕很多人会呲笑，但在当时是我已经可以满意了，要知道我在工厂里的月薪不过108块，何况公司负责提供住宿和一日三餐。当然还不能跟郭子建比，那家伙平均月薪是五千。我能接受老板的这个薪资还有一个原因，我相信一个人的身价是干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更不是抱怨出来的。
　　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习惯抱怨老板的吝啬、苛刻，试问若不压低你的工资不苛刻你，你干多少拿多少，他怎么赚钱？不赚钱他开公司干嘛？
　　你要是觉得自己有本事，世界上的老板开出的月薪从三百块到三千万，你可以自由选择一个不委屈你的。不过在选择之前我需要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你认为自己值多少钱？第二，老板们会认为你值多少钱？真牛的话，把你的活干漂亮，让老板们举牌追你，不要一边咒骂老板一边离不开他。
　　扯远了，拉回来。
　　用依思的话说，我终于出狱了。出狱的当天晚上，我用借郭子建剩下的钱宴请曾经来探监的这几个人。每个人都为我顺利完成任务并提前转正高兴，从他们的言语里，更为多了一个好朋友加入开心。
　　一向稳重的郭子建喝醉了，是因为开心，但为我高兴只是小部分，大部分则是因为他的女朋友我的师妹刘颖下星期要过来看他。
　　在工厂的时候相处得最好的有五个人，两男三女，我是年龄最大的，因此我有一个师弟、三个师妹。刘颖是最小也是跟我最好的，就差去给我父母磕头认我做哥哥了。我也为这个消息高兴，以至于破天荒陪郭子建喝了一杯啤酒。
　　
　　我喝杯酒倒不要紧，依思拿这个理由跟阿仪可就耗上了，非得让她也喝，阿仪缠不过她，只好接过酒杯。
　　喝酒就有这个特点，你滴酒不沾，别人不会来勉强你，一旦你喝一口，那就没完了。果然，阿仪马上就被依思一杯接一杯地灌上了。依思当然也不想放过我，被我以皮肤过敏的借口加上郭子建的证明推脱掉了。
　　有趣的是，我很快发现平时和我一起喝王老吉的阿仪竟然酒量惊人。在干完七八瓶啤酒之后，郭子建和依思已有醉意，阿仪则依然四平八稳连微笑都没一丝改变。
　　在我的印象里，女人能喝酒的不少，但能喝酒又像阿仪这样轻易不沾酒的就很少见了，因为好酒量的女人向来是酒桌上的主角。
　　我脑子里突然冒出沙家浜里刁德一的唱腔：这个女人不寻常！
　　

郭子建和依思终于趴下了，阿仪白皙的脸上也飞上了红霞，艳若桃花。我叫服务员过来准备买单，阿仪做个手势阻止服务员转头对我说：我已经买了。我急道我请客怎么能让你买单。阿仪笑笑道：这顿饭太便宜，我和依思还等着你发工资再好好宰你一顿呢。
　　钱她已经付了，我又是一个不爱啰啰嗦嗦的人，当下说好等发了工资我请大家吃饭，到时候把韩爱国小两口也叫上。
　　接下来就有些犯难，我扶郭子建回去自然是没问题，阿仪要把依思弄走难度就比较高了。我想了想，让阿仪陪着依思，等我把郭子建弄回宿舍再回来送她们。阿仪说也好，她住的地方有点远，一会儿弄到我那儿去算了。
　　阿仪的家是什么样，我有些好奇。事实上除了依思，基本没有人了解她称谓以外的任何情况。经常相处却如此神秘的一个人，我这个不喜欢八卦的人都忍不住想问一连串问题。
　　阿仪住在不远处的一栋公寓里，怪不得每次临时邀她都能很快赶来。这栋楼的外表极其普通，典型的广东农家风格，不洋不土、不中不西，幸好阿仪的家不是这样。把依思放在床上后我退出来坐在客厅的椅子上，等女人们去解决她们自己的问题，这才腾出眼睛来参观。房子装修得比较简洁，从门窗到家具以及墙上的山水字画完全是传统的中式风格，只有电视机和音响显示出一些现代气息。在明显是书房的那一间，竟然还一张古筝。看来男女主人都很喜欢中国传统文化。
　　没跟主人打招呼我当然不能拔腿走人，而伺候依思我也插不上手，只能看着阿仪在卧室和卫生间之间来来回回，想来那丫头是吐了。
　　过了差不多半小时，再次走出卧室的阿仪已经换上了一身合体的家居服，一边给我泡茶一边道歉：不好意思啊，让你一个人枯坐。我说你那不是忙得腾不出手嘛。
　　正常情况下我这时就应该告辞了，但对阿仪的好奇多少影响了我的行动，以至于等阿仪把茶端到我面前时才想起应有的礼仪。茶已泡好，阿仪已经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一下让我有了站不是坐不是的尴尬。
　　阿仪似乎看出了我的不自在，缓缓地说，坐会儿休息一下，这一顿折腾你也累得够呛。她这么一说，我稍感安心。
　　两张椅子是互成直角靠在一起的，第一次离阿仪如此近，我的鼻端隐隐闻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清香。我有些莫名的慌乱，于是赶紧把刚才的问题拿出来问她：“你会弹古筝？”
　　阿仪点点头道：“小时候学的，现在就只剩摆个架势唬人了。”
　　我说：“什么时候有机会弹给我们听听？”
　　阿仪说：“你也喜欢古筝？”
　　我说：“我喜欢古典音乐，无论东方的还是西方的。”
　　阿仪甚是好奇：“你学过？喜欢古典音乐的人可不多啊。”
　　我笑：“没有。其实我不懂音乐，我只是对它有莫名其妙的嗜好。这也许是来自我那以前爱拉二胡的老爸遗传。”
　　阿仪微笑：“你听过哪些古筝曲？”
　　我听过的音乐不少，但突然间要说曲目名脑子有些短路，于是随便说了几个常见的。
　　阿仪沉吟了一下说：“嗯，高山流水、渔舟唱晚、十面埋伏、春江花月夜都是经常演奏的曲目。大悲咒你听过吗？”
　　我说：“听过，我不是很喜欢那种感觉。”
　　阿仪点点头，停了一阵说：“是啊，没有某些经历是不会喜欢它的。”
　　我刚想问哪些经历，却发现阿仪又进入了我很熟悉的那种魂不附体的状态，目光的焦点延伸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沉默持续了一小段时间，我只好起身告辞。
　　“啊，你要走了吗？”阿仪的表情像刚从梦中醒来一样，一脸的疑惑。我猜她刚才已经完全忘了我的存在。
　　“是啊，很晚了，你也该去休息。”我起身。
　　“哦，哦。那我们后天见。”
　　后天见？有没有搞错啊，我们后天可没约。我一边暗笑这人糊涂，一边拉开门走出了阿仪的家。
　　月在中天，我在想念。我想念的不是阿仪，而是另一个会弹古筝的女孩儿，那是我一直控制自己不敢去想的人

第二天是周末，也是发薪的日子，一早我就发了宴请通知，并让郭子建邀韩爱国和女朋友。可惜阿仪有事不能赴宴，但她要求次日补请，我自然爽快地答应了。
　　我很开心的是刘宝还另外帮我申请了200块加班补助，这等于是我第一个月就拿到了转正工资。多拿工资当然好，不过我更在意的是有人承认我的付出。
　 宴会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开始，在疯疯癫癫的状态下结束，五个人中我还是没喝酒，娜娜还算清醒，另外三个人则明显喝高，走路都有些踉踉跄跄。
　　我连哄带骗总算说服他们不去唱卡拉OK，而是去我宿舍打扑克。并非怕花钱，我是担心这三个人如果在歌厅趴下我和娜娜就算有三头六臂也扛不住。
　　公司在一栋公寓里租下了一层作为员工宿舍，平均两个人住一间。跟我住一间的人前几天刚辞职，负责分配员工宿舍的刘宝没再安排人住进来，装聋作哑让我独占了一间。其他人本来有些不服，但自老板们宣布我提前转正之后，也都没再说什么。
我们打双升，就是两副扑克的升级。我会玩的扑克游戏就两种，另外一种是拱猪，这都是在大学时候学会的。打扑克是我们寝室几乎每天必玩的也是唯一的集体活动，四年下来，专业素养相当高。
　　依思并不知道这一点，但扑克一拿出来她就坐到我对面要跟我一家。跟他们几*我的牌技明显高一筹，再加上四个人里就我是清醒的，因此郭子建和韩爱国输得很惨。他们钻桌子的时候依思一边压着桌子不让他们拱起来，一边哈哈大笑。这丫头只顾趴着压桌子，胸前白花花的一片走光都不知道。我得承认，作为一个并不景仰柳下惠的年轻男人，这段风情我一个晚上欣赏了很多遍。
　　牌技再好也有手气背的时候，毕竟我们还是会输。轮到我们钻的时候，郭子建也学依思压住桌子，而韩爱国则在下面等着看我们的笑话。我从桌子这边钻到依思那边，依思看来倒也不准备耍赖，作势就准备钻，我拦住她问郭子建：我帮她钻没问题吧？
　　这么问我自有道理，我知道郭子建是厚道人，一定不会拒绝，如果问韩爱国，那家伙被依思取笑一晚上，自然不肯轻易放过她。
　　郭子建果然点头同意，这样韩爱国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于是我身体没出去又沿原路返回，也没多费什么劲。
　　要说怜香惜玉的心理我不是没有，不过这时候我更主要的是担心依思严重走光。趴在桌子上尚且如此，手脚着地地爬过去会是什么情形？我可没忘记韩爱国可是在桌子下面等着看我们钻呢。
　　男人就是这样，喜欢一个女人，巴不得把她裹得跟木乃伊一样，半分春光都不肯泄与他人。即使是兄弟，可以合穿裤子，不可以分享女人。
　　依思当然无法探知我这些歪念头，只当我是保护她心疼她，人突然安静下来，大眼睛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说了声谢谢。这一眼，看得我心里七上八下的。这种眼神，我曾经很熟悉，我知道那里面有某种朦胧的东西，这种东西在依思“探监”的时候就隐隐表现出来了。
　　然而这并不是我所期望的。

写到这里，感觉有些难以为继，文字开始越来越艰涩。虽然我一开始就准备写实，不想编造或遮掩，然而我渐渐发现，即使在网络这个虚拟世界里，要暴露自己精神世界里那些卑劣的、肉欲的东西，暴露自己人性方面的弱点，不仅需要极大的勇气，而且需要一种自我嘲弄甚至自我否定的决然。
　　就像上面这一段，我逃避着不想把当时的香艳场面和自己的内心活动写得太实，一方面因为不想亵渎纯洁的依思，另一方面也是想避免把自己写成一个色狼。然而事实是，依思的走光，不仅深深吸引了当时血气方刚的我的目光，甚至让我的生理有了反应，并且从那天开始对她产生了肉欲方面的渴望，偏偏这种渴望，与我是否爱她、是否准备继续发展并且承担责任毫无关系，而这种动物式的纯生理反应是我在理性状态下所不屑的。
　　更让人跌眼镜的是，后来我从依思的话语里感觉到，她那天的走光，多少有些故意为之的嫌疑。对天真纯洁的依思来说，这是难以想象的。
　　矛盾的焦点在于，如果我不想把它们如实写下来，就只能编造；而如实地写，会让我有种在人民广场裸奔的不堪。
　　我需要过自己这一关，今天不写了，明天再说吧。

收兵的时候已是午夜，虽然三个人差不多已经酒醒，我还是有些不放心，坚持送他们回去。依思则要求和我先送郭子建回宿舍再送她，郭子建背着依思朝我挤了下眼睛表示同意，我嘴里说无所谓，私心里竟然觉得甚合心意。
　　下得楼来没走多远，郭子建以不同路为由独自走了。郭子建一离开，依思急速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以至于两个人的胳膊不时地贴在一起，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依思皮肤上传来的微微凉意。
　　两边的路灯坏了一半以上，街道上光线昏暗，看不清依思的表情，但她一反常态地安静，不像平时一路叽叽喳喳说个没完。两个人就这么颇有默契地走着，空气中漂浮着一种叫暧昧的气息。
　　到了依思宿舍的楼下，我站在楼梯口等着目送她上楼，心里却希望她邀我上去坐坐。依思并没有如我所愿发出邀请，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她突然双手抓住我的一个胳膊，踮起脚在我脸上飞速地吻了一下，然后转身就拼命往楼上跑，撇下我站在原地发呆。
　　我不知道依思为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但她用少女的吻宣告了这个事实的存在。看似木讷老实其实心怀鬼胎的我，立刻就面临是或者不是的两难困境中。
　　写到这里，我联想起在前面的回复中，很多女性对男人得陇望蜀的德行很难理解，我想在下面写一些谬论，兼且解释我当时的复杂心态。
在解决生存问题之后，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思考当年的经历，并试图从中找出一些前因后果，上述言论，无论对错，都是我思考的结果。有了它们，我就能解释当年面对依思的大胆表白时以及后来跟阿仪相处时我的复杂心理。
　　我说过，我喜欢依思但远没有到爱的程度。但是男人的本能让我不仅没有明确拒绝依思的爱意，反而找出各种理由说服自己默认它。对依思，我采取了男人们经常秉持的“三不”态度：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
　　或者，我当时的潜意识里依思已经是被我拥有的女人，而另一个似乎更吸引人的目标已经出现，那就是阿仪。
　　隔天跟阿仪是有约定的，因此一早我就通知她，稍加犹豫后又让她叫上依思。有了昨晚的事后我其实不太希望跟依思出现在公众场合，尤其是潜意识里不愿彼此的关系暴露在阿仪面前，但邀阿仪不邀依思似乎又说不过去，所以几经衡量还是决定不做说不过去的事。
　　让我彻底放松的是，阿仪独自进了餐厅在我对面坐下后告诉我：联系不上依思。那时候手机还不是打工一族玩得起的，联系不上人也是常有的事。
　　我笑着让阿仪要宰人赶紧点菜，阿仪也笑着说好，随即点了几个菜，都是清淡而且便宜的，我坚持加了两个荤菜。服务员记了菜单走开，我们一时倒找不到话说，最后还是阿仪打破了沉默。
　　话题还是从音乐开始，阿仪九岁开始一共学了六年古筝，一直到来广东之前都没有放下，后来嫌时间太多难以打发，遂又买了一张。听着阿仪柔柔地叙说自己的情况，我心里的疑问反倒越来越多。“她一个年轻女孩子怎么买得起房子？”、“她不工作靠什么养活自己？”、“她是一个人住，为什么门口又会有男人的脱鞋？”，面对如此神秘的人我竟然不晓得应该问哪一个问题，当然，我也不清楚该不该问这些问题，只是某种奇怪的感觉让我对这些疑问无法不上心。
　　最终这些问题我一个也没有问。菜上来了，我们一边吃一边继续闲聊，我发现阿仪在古典诗词方面非常厉害，唐诗宋词固然了如指掌，连元曲都能如数家珍。比如我在金庸的武侠小说《神雕侠侣》中看到“问世间情为何物”这一段，阿仪说这是出自元好问的《摸鱼儿-秋词》，而且只是一半，还有一半金庸没有引用，还顺口吟了出来。虽然我认为下半段远不如上半段，但对阿仪更多了几分敬佩。

这顿饭的时间里，阿仪也透露了一些自己的情况，比如她是西安人，父亲是大学老师、母亲是医生，她是他们的独生女，她大学读的是中文专业。
　　最后这一点，解开了她谙熟古典文学的疑团。其他的，反而让我疑窦更增：这么好的家庭条件、独生女，怎么会一个人跑到广东来？
　　“说说你吧。”沉默一阵后阿仪看着我说。
　　“呵呵，我没什么好说的。大学毕业后进工厂，干了一年多辞职搞公司，公司倒闭后到广东打工。”我的经历就这么简单。
　　“我看你不是久居人下的主啊。”阿仪笑着说。
　　“是吗，何以见得？”我也笑。
　　“很简单，”阿仪说，“干活能那么玩命的人一定可以做成任何事，能那么隐忍的人一定胸怀大志。”
“呵呵，你说的是我么？”
　　“是啊，不是你还有谁？”
　　“那天晚上你说后天见，是因为我昨天发工资而你今天才有空宰我，对吧？”
　　“没错，你怎么这么聪明啊？”
　　“那么，我这么多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心里真的有这个疑问。
　　“我有内线啊。”阿仪笑。
　　“你这个内线是不是暗恋我啊，没事就跟你说我。”我决定反击。
　　阿仪一下语塞，俏脸微微有些发红。
　　“要不要告诉我这个内奸是谁？”我暗骂自己没风度，说话太直接，赶紧把话题往下拉。
　　“不告诉你。”
　　我哈哈一笑：“不说拉倒，我自己去查。”
　　“不许查！”阿仪语气中有些许撒娇的意味。
　　“那不行，不查清楚我不小心让人卖了都不知道。”我继续逗阿仪。
　　“谁买你啊，白送都没人要。”阿仪大笑。
　　“没人要？那为什么有人对我很上心呢？”我很想再补这么一句，但是想想对面的人又要脸红，终于忍住没开口。
　　看我半天不说话，阿仪又说：“我相信自己的眼光，你不是安于现状的人，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要说打算，我当然有，不过从来不对人说。但是阿仪让我有一吐为快的感觉，平时沉默寡言的我，在她面前却滔滔不绝起来

九十年代初，大陆的计算机公司都是以硬件销售为主，有实力的选择代理国外品牌，实力稍逊的则卖组装机（或者叫兼容机），再次一点的就卖配件。
　　软件以文字处理系统为主，也有少量财务、人事和库管软件，但基本上属于硬件的附赠品。我认为这种重硬件轻软件的做法是本末倒置，离开软件，硬件不过是一堆废铁，这好比农民把精力和钱都花在播种机上而不关心如何使用播种机---没有播种机，刀耕火种一样打出粮食来，光有播种机，它又不会自己长出稻子来。
　　做硬件需要强大的资金支持，这个条件我完全不具备，因此我的想法是要做软件，并且要把软件与硬件分开来，各卖各的。这个想法从我来深圳前就冒出来，并随着对IT业发达城市深圳行业现状的了解，变得越来越坚定。
　　做软件不仅需要专业人员，同样也需要资金，虽然与硬件销售相比少很多，但依然不是刚能养活自己的我能承担的。因此必须另辟蹊径。
　　我知道台湾的软件业远比大陆发达，不仅早有他们自己的big5码中文系统，而且各种管理软件已经比较成熟，只不过他们用的繁体字。我的办法就是用台湾的软件作内核，自己写一个外壳，加上接口处理和输出处理，就成了一套完整的简体版中文软件，界面完全由自己设计，谁也看不出来。这样，一套软件的开发我自己就能独立完成，成本低、周期短。
　　销售对象就是那些香港和台湾厂，跟大陆用户截然不同的是，他们有很好的版权意识、懂得软件的价值、肯在软件上花钱。
　　“可是既然他们只认识繁体字，干嘛还买你的简体版？”阿仪在我说得唾沫横飞的时候突然插了一句。
　　“呵呵，他们当然会买，”我得意地看着阿仪说，“别忘了给他们干活的是什么人。”
　　“嗯，你是对的，我忘了这个。”阿仪看起来很是佩服。
　　“我会先做一些来卖，等积累一些资金后再请几个程序员帮我，如此循环往复逐渐扩大规模。条件具备后回深圳注册一个公司，就可以面向全国市场了。”我继续描绘宏图。
　　阿仪眼睛都不眨地听完我的想法，顿了好一阵才说话。
　　“我就知道你不是普通人，可没想到你有这么大的计划。”
　　“什么大计划，八字还没一撇呢”我赶紧谦虚一下。
　　“凡事总要有开端，慢慢来，我相信你这样的人一定会成功。”阿仪亮晶晶的眼睛盯着我说。
　　“嗯，我知道一点，努力未必一定成功，但不努力毫无成功的希望。”我说。